武昌理工学院在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中获佳绩

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看来，我们不仅大大低估了中国银行业放贷的雄心和能力，也大大低估了中国进入泡沫经济的惯性，坦率说，就在年初，本人也以为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多少具备了某种健康的自我约束能力，半年下来，我们或许要重新评估中国银行改革的成果。不过，作为旁观者，我们还是要问一句：泡沫之后呢？坦率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狷狂表现，都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之外那么，在想象力之外，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朋友，这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半年之后，这个陌生的新世界似乎正在逐渐露出它的庐山面貌。然放松虽有远期的通胀与泡沫之忧，而收紧则要冒现时的萧条之险，无异于政治自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历了2008年的冻结之后，从2009年年初的逐渐恢复，到年中则已经达到几乎迷狂的程度。退出之时，即是中国经济失速之际。因是之故，中国也只能有样学样，疯狂消耗印钞纸，大印特印之，以弥补外需之害。

同样的宏观政策，刺激出大为不同的经济政治后果，则实在算不得太意外。不过，可忧之处不在于泡沫经济本身，而在于泡沫经济所制造的增长假象。老工业基地,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到了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竟被当作包袱撒手不管了。

放弃GDP情结,扩大内需,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喊了好多年,但是收效不大,这与国家计划的约束性与问责性不强而导致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有关。改革的目标,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因此不能都叫作市场化改革。但是国家计划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有日渐减弱的趋势。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场幼稚病,甚至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程度。

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

长期以来,好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现在没有几个人敢继续怀疑了。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长远利益最大化。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包括有计划。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过去过于相信计划的作用。

这甚至可能比美国还要高。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蓬勃向前。大家都知道,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新闻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时过境迁,一些人从迷信计划变成了迷信市场,从一个极端蹦到了另一个极端。

垮掉之后就归罪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这就要求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

但是,指望它们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不可能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这决不是空话、套话。宏观计划调控和共同富裕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前面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一是人民性,二是计划性。小煤窑,乱开采,自己发财了,却把一个好矿脉给挖得千疮百孔。现在谈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这些都有道理,但不是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有两点最重要:一是人民性,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一是计划性,用计划弥补市场的缺陷,避免经济动荡,同时保证人民性的实现。相反,错误的做法就是只迷信其中一方,让两者互相排斥。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短期宏观调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成功经验。

宏观计划调控滞后于市场化的危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6页)十七大明确提出这个多年没有强调的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我认为是极有针对性的。

一家造纸厂,废水不经处理就排放,它节约了成本,本厂利益最大化了,但是却污染了河水、危害了社会利益。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引起了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失衡的表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涵 很多人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计划了,这是不正确的。

血汗工厂过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一有风吹草动,垮掉的首先是它们,就像目前东南沿海正在发生着的那样因此，总体上解决中国居民住宅问题的方向，应当是严格控制农村居住用地，增加城镇住宅用地，并且积极推动撤小村并大村、撤村并镇，以整理出更多的土地资源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用地从1978年的7000多万亩增加到了27000多万亩，而农村人口却减少了6000多万人;城镇用地从2000多万亩增加到7000多万亩，却转移了4亿多人口。将几十年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改革为对房产进行征税，可以降低房屋开发的成本，稳定住房的价格水平;对超过人均面积的部分、多套房、别墅等等征税，甚至征收累进税，有助于抑制住宅获利投机性投资，从而消除投机推动的住宅价格上涨;开征房屋税，增加房屋持有和闲置成本，也有利于消除房屋的闲置现象，使紧缺的土地和住宅资源充分得以利用。

主要改革内容有：一是缩小非公益用地的征用范围，集体土地只要符合建设规划，就可以进入建设市场;二是在时间上改变挂招拍不定时并集中上市供应的形式，为土地出让方长期在土地交易所登记信息，随时随地经常性交易的形式;三是土地房产宅基地等信息由县级政府的一部门登记、一部门确权、一部门发证，建立县级房地产中心，出让土地的在县、市级房地产交易所登记信息;四是应当建立分层的县级房地产交易中心、中心城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省级房地产交易中心、全国大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乃至全国房地产交易中心，各层次房地产交易中心联网，使土地房屋供应者与需求者之间随时报价撮合，这样会降低信息搜寻的成本，使供求信息灵敏对称，形成供给与需求两面都具有竞争性的房地产市场。这就需要对一些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中国城镇中有相当多的人口需要购买新的住宅，或者更换他们的住宅，以改善居住条件;并且未来几十年中将有5亿到6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永久迁移到城镇中居住。解决城镇居民住宅问题的体制改革从解决城镇居民和新移民居住问题的体制看，关键是要正确处理解决住房问题领域中的政府作用和社会能力的关系，在人口太多并且人均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太高的国情下，形成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首要是先调动居民自己购房及租房解决居住消费的积极性，其次才是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加以配合。放宽小企业的注册登记门槛，简化注册登记手续和步骤，取消许多领域注册登记的前置审批;取消企业的各种工商等年检，年检费用由进行年检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承担;清理政府各种文件和法律法规，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消除各种寻租设置;对城镇中的流动商贩，农民从事小商小贩，网开一面，实行较为宽容和灵活的管理体制;集中、统一和减少审批、许可、监督和执法，加强事后管理，放宽事前准入;建设政府行政事业服务大厅，实行一站式办公，普及电子政务，真正实现政务公开和阳光化;清理各种收费，取消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支两条线体制，其机构、人员、公务费用一律由财政拨款支付，不得建立收费供养的政府部门和事业性机构;大力发展民间小银行机构，使创业和小企业有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第一，区别对待小产权房。

不论怎么说，房屋要建设在土地上，地价除了土地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关系外，土地的供应方式也与之紧密相关，而地价上涨必然要推动房价上涨。第五，根据不同收入人群和不同阶段，对城镇居民和新移民的住宅需求进行分类解决。

欧洲许多国家鼓励居民成立住宅建设合作社，政府提供较低价格的土地，减免一些税收，由住宅需要者组成住宅建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建设，大大降低了住宅成本。第二，政府在解决住宅问题中的作用。

第四，国家出台有利于撤村并镇村民集中集约居住等有利于节约并整备土地资源的政策。二是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出售给中低收入家庭。